中国美术馆5月14日讯  20世纪是中国美术史上变化最多的时期，从清末明初的“西画进中国”，到“学习欧洲复兴中国绘画”再到五四前后的“中国画革新浪潮”，百年间，画坛气象不停地变革，也为艺术家们不断提供新的机遇，杨力舟与王迎春是成长于20世纪中期的艺术家，他们15岁起共同进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学习，走向了诱人而艰辛的艺术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辛勤耕耘，不断在绘画中进行新的探索，合作创作出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5月9日上午，杨力舟与王迎春二位老师来到中国美术馆，在展厅现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带我们回顾那段记忆深刻的革命时期。

在展厅里接收采访的杨力舟与王迎春老师

　　中国美术馆记者：请问两位老师，为什么以“扶犁回望”为此次展览的主题？

　　王迎春：“扶犁回望”带有一定的回顾性，不仅代表了我们几十年来在艺术道路上的辛苦劳作与默默探索，也是他们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展览主题是我选定的，我和杨力舟老师今年71岁，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属于自己的个展。“扶犁回望”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几十年的艺术耕耘的回望，更是希望透过展览，集中审视这几十年间所创造的艺术成果。

　　杨力舟：我在中国美术馆服务15年，对中国美术馆怀有深深的感情。这次展览适逢中国美术馆50周年馆庆，将我们的展览纳入馆庆展览项目，不仅意义深刻，也令我也十分感动。这次展览是由范迪安馆长担任学术主持，以我和王迎春老师合作的十几件重要作品为主题，同时以四个展厅分别展示了我们的各自探索。

　　展览体现了我们这几十年来在追求艺术理想过程中所走过的艰辛道路，看了展览之后，我们回望自己这几十年走过的路程，觉得自己的作品离国家和人民的期望还有一些距离，今后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所以也希望通过展览得到观众的批评指正。

《太行铁壁》 杨力舟 王迎春 200×200cm 1984年 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美术馆记者：两位老师是同年进入西安美院附中学习，之后进入西安美术学院读大学，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请两位老师讲一讲这段求学经历中印象最深的地方？

　　王迎春：从进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算起，学制是9年，加上文化大革命因推迟分配延长的1年，我们一共在西安美术学院度过10年的时光。是西安美术学院把我们引向这条艰辛而诱人的艺术道路，是我们艺术起步的地方。从进入西安美术学院附中起之后的40多年里，我们始终坚持在这条艺术道路上。我和杨力舟老师之所以在毕业后合力创作出这么多作品，当然离不开西安美术学院这个培育我们的摇篮，所以非常感谢西安美术学院带给我们的启蒙和教育。

　　杨力舟：我和王迎春老师是15岁进入西安美院附中读书，再从附中进入西安美术学院读大学，最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读硕士，我们一直是同窗。西安美术学院的校风是从延安沿袭而来，所以含有浓厚的“为人民服务”气息。我们上学期间接触了很多从延安走来的教师，其中包括创造能力很强的刘文西老师。这些老师引导我们作为人物画家必须深入百姓生活，用绘画去反映我们熟悉、热爱的广大群众。如今回望这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印证了毛主席说的：艺术的唯一源泉是生活。我想你们也看到了展厅内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了北方劳动人民的生活。

　　1959年在西安美术学院附中念书时，我和王迎春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合作，创作一幅名为《四女跃进图》的四条屏年画。这幅作品反映了关中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创作的源于生活感受的合作作品。后来我和王迎春合作创作了很多历史题材作品和反映现实的风俗画；合作的经历不仅留给我们一些创作成果，也给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我们上学期间注重基本功训练，学习范围也比较宽。当时王老师学习国画，我学习油画，我们共同学习雕塑。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艺术家若缺乏高超的绘画技巧，就难以面对生活，作品也难具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刻苦学习各门功课，而我们中西融合的互补优势也在后来的合作道路上有所体现——既包含中国画传统，又包含西画的创作观念，同时兼有笔墨的锤炼和色彩的运用。多方面地训练绘画基本功和接触到具有影响力的老师，是我对西安美术学院最深刻的记忆。

《太行烽火》 杨力舟 王迎春 400×690cm 2009年 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美术馆记者：两位老师都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不能否认新中国的特定历史会带给艺术创作一些限制，请问两位老师又是怎样在限制下进行创作？又是怎样在限制中谋求创新？

　　王迎春：我们从1957年进入西安美院附中起，直到1967年西安美院本科毕业，10年之间政治运动没有间断。本科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的学习生涯伴随着国家政治运动和学院艺术教育，所以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风云的影响。西安美术学院在艺术教育、思想教育上对我们有所引导，艺术思想融合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苏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思想教育方面，“为人民服务”“具有国家意识”等观念树立了我们一定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因素潜在地引导了我们的艺术人生，所以当你们看到这些作品时，也能很清楚地看出我们的人生目标。

　　然而不可否认这其中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时代教育自然会留给我们时代的烙印，既有优长，又有局限。这就我们经过“扶犁回望”后重新审视自己几十年的创作，所得出的一种感觉：作品既包含了我的长处，同时具有时代的局限。

　　杨力舟：我们在西安美院学习，运动和劳动占据了大量时间，虽然是9年学制，但这期间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我们虽然无法脱离政治运动的制约，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学艺术的，没有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回忆当年，我们确实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

　　我和王迎春老师在后来进入太行山，接触到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后代，目睹了战争留下的遗迹，这样的经历鼓舞了我们应该表现他们的崇高精神。其实我们的一部分创作是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的，比如圆厅内这幅描绘朱总司令的作品，我们当时顶着压力创作这幅作品，因为当时朱总司令正处于挨审状态。我们抵达太行山八路军办事处时，看到那里已是废墟；当地老百姓十分怀念被打倒的彭德怀将军，我们目睹了牧羊人用鞭子抽掉“打倒大军阀彭德怀”的标语。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鼓励我们创作出《黄河三联画》，创作出《太行铁壁》和《太行烽火》。在后来创作《平型关战役》时，我们了解到红军在和日寇在拼搏时仍怀有人道主义精神，红军看到受伤的日本兵，仍然去帮助他们，日本人却照样杀死了帮助自己的红军。我们被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在作品里也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而面对国家布置的创作任务，我们还是会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愿意表现，对时代认识最深刻的题材。

　　中国美术馆记者：一号圆厅里展示了两位老师的合作创作，但每个的绘画风格和想法总会有些不同，那么二位老师在合作中曾经遇到过哪些问题？又是如何找到创作的契合点？

　　杨力舟：我在油画系期间，深入学习了西方的素描造型。王迎春老师在国画系期间，则深入学习了传统技法。我们上学时互相交流，我请她来油画系学习素描，她请我到国画系临摹刘文西老师的人物画。后来我们回到山西工作，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普及工作，包括画信封、画插图、给农民画炕围纸等等，但更多的是画宣传画。我们就在普及工作中发挥了各自的优长。文革期间我们画了很多毛主席像，王迎春老师在画像中学习了油画技巧。当时我们仅仅把画毛主席像作为技法训练对待，所以吸引了很多工厂里的同事，逐渐赢得了社会的名气。

　　连续创作很多油画像之后，王迎春老师在创作中逐渐发挥出来他的中国画的优势，她将国画的笔墨经验传给我，我们之间正因为具有互补性导致合作作品比较多。然而不同的艺术形式毕竟存在差异，加上两人个性也有差异。我们在合作中也发生过冲突和矛盾，但我们在一次次合作中逐渐削弱弱点，发挥各自优长。我们一起画山水画，并将山水画的技巧运用在人物画上，回过头看，我们当时做出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合作创作的日子里，我们也曾考虑过如何发挥自己所长以赋予作品新的面貌。这就是我们漫长的合作经历。

　　然而，我们的各自风格还是很明显，作为女性画家的王迎春老师更关注女性人文，她的作品表现了很多女性的遭遇，意义很深刻。我作为男性画家，作品多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英雄主义。在水墨技巧方面，王迎春更注重水墨在宣纸上的韵味，如她笔下的“羊”运用了独特的技巧，将色彩结合进水墨画中，很具有代表性。

　　中国美术馆记者：两位老师的作品透露的质朴气息打动了很多人，这种气息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尤为珍贵，请问二位老师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带给艺术创作的影响？作为艺术家又应当坚持什么？

　　王迎春：很多人说我和杨力舟老师是艺术上的成功者，但这不等于我们是艺术市场上的成功者，因为艺术市场和艺术创作不完全相同，市场有自己的规律。

　　由于我们的成长经历，所以对市场经济没有太多概念，几十年间，也没有进行市场方面的运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比较专心地按照我们的艺术追求去探索。我们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讲话里提到了“艺术为了什么”“艺术做什么用”的概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画画？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画画，但我相信每个人画画为了不同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画画为了一种使命，它是我们的爱好。我们喜爱画画，并且进行过系统地学习，我们愿为艺术贡献一生，为美术史做出微薄贡献。

　　我们的合力创作大部分是中国画，作为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就应该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所贡献，中国画不应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应当有新的发展。其中就需要一批人进行探索，给中国画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保证这门古老画种具有生命力，才能使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它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