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顺平，温州医学院副教授。

南戏是中国戏曲之祖，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始终扎根民间，借繁衍不同腔系以延续生命，因而根深蒂固，八百年传唱不已，有着丰富的遗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学术界一般往往只注重它的原始状态，而忽视它为生存所作的种种变异与遗存，这无疑是一种欠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十五”规划项目之一《南戏遗存考论》课题负责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徐宏图有感于此，深入南戏流布的十多个省分作长达二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搜寻南戏于传承过程中在声腔、剧种、剧目、表演等各方面的种种遗存，并进行详尽的考证与论述，成为第一部集南戏原生态与变异为一体的专著，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为南戏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最近作为光明学术文庠“当代浙江学术文丛”之一，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52万字。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研究范畴，提出“遗存”命题

近代南戏研究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赵景深、钱南扬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用力甚勤，出版了《宋元戏文本事》、《宋元戏文辑佚》、《宋元南戏百一录》与《南戏拾遗》、《南戏概论》等一系著作，在戏文辑佚、探索源流等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他们的不足是研究的范围多囿于宋元戏文，直到1957年才涉足明代南戏，赵景深在同年出版的《元明南戏考略》序言中坦言：“钱南扬、陆侃如、冯沅君和我自己都还只辑录宋元南戏，不曾辑录明初南戏……明初的南戏是第一次辑录在我这本书里，我从《九宫正始》里一共搜集了十九种。”此后，由于明初戏文的不断发现，如上海嘉定墓地明成化本《白兔记》、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的发现及大量流散海外戏文的回传，帮助学者们把研究范畴扩展至明中叶，并提出“明人改本戏文”的新概念，出版了《南戏新证》、《南戏论丛》等专著。徐宏图的《南戏遗存考论》则在继承与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南戏研究范围扩展到明中叶之后直至近现代，特设“明代改本戏文遗存举要”(上、下)及“明代新制戏文遗存举要”三章，同时提出“南戏遗存”研究的新命题，例举大量的事实，使南戏研究真实反映出南戏的血脉贯穿中国戏曲始终的历史面貌，填补前人研究空白。
除了扩展历史范围之外，《南戏遗存考论》还在拓展南戏研究的地域范围上取得可喜的成绩。这项工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有人实践过，如刘念兹的《南戏新证》就是在调查福建南戏的基础上撰写的，此书以南戏剧目资料丰富取胜，为南戏史探索提供大量新的实证，但调查的范围只限于福建省一隅之地，其他地方却未能来得及作深入调查，容易使人以偏概全，误以为南戏只有福建遗存，其实并非如此。徐宏图有感于此，乃将南戏遗存研究对象，扩展至福建之外的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江苏、湖北、广东、四川等十多个省市，获取包括剧目、音乐、表演、戏班等在内的大量前人未发现的资料，特设“地域分布”专节，并附“南戏地域流布图”，以证实南戏遗存的普遍性。这对正确、全面了解南戏历史发展全貌具有重大意义，是对南戏历史研究具有标志性的突破。

二、改变书斋模式，采用田野手法

前辈学者长于文献考证，好于书斋著书。《南戏遗存考论》的著者却一改传统，在重视文献考证的同时，更注重田野调查，历时20余年，足迹十多个省分，走访各地图书馆、资料室、剧团、老艺人等，四处搜索南戏在传承过程中的活态积淀，包括剧目、声腔、剧种、表演等诸方面大量奇缺资料。

田野调查所获，以剧目资料为最丰富，其中宋元戏文传本14种，选本136种；明人改本戏文传本103种，选本38种。各种高腔演出脚本不计其数，如有“温州杂剧”之首称号的《王魁》被温州高腔改编为《活捉王魁》，活跃于民间舞台；《赵贞女》被高则诚改编为《琵琶记》，成为“永昆”的看家戏，一直盛演不衰。现存《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系南宋中叶温州九山书会“才人”创作，不仅完好保存，近年仍由永昆传习所演出，轰动全国。有元代“五大南戏”之称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蔡伯喈琵琶记》以及《祖杰戏文》，亦一直为各地昆剧与高腔的常演剧目。近年新发现的尚有《两世缘》(祝英台)、《太平春》、《降天雪》、《云水亭》等孤本，均在民间传唱。其次是声腔资料，据调查，南戏四大声腔中，昆山腔至今传唱未衰；海盐腔为昆山腔所吸收，不仅缠绵婉转、柔曼悠远的演唱风格被昆山腔所继承，且大部分曲牌为昆山腔所沿用；余姚腔为新昌调腔、宁海平调以及青阳腔所继承，其滚唱一直被继承了下来。另外，泉潮腔等仍然传唱不衰。第三是剧种资料，其中由昆山腔嫡传的剧种有苏昆，浙昆、北昆、湘昆、永昆等；由弋阳腔演变的剧种有各地的高腔，如浙江的松阳高腔、新昌调腔、宁海平调、西安高腔、侯阳高腔；江西弋阳腔、青阳腔；安徽青阳腔、岳西高腔；江苏高淳阳腔、福建四平腔；广东正字戏、白字戏：湖南湘剧高腔、祁阳主腔、辰河戏；四川川剧高腔；湖北襄阳青戏、麻城高腔；山西万泉青戏；闽、粤泉潮腔与兴化腔的嫡传梨园戏、莆仙戏、潮剧等。第四是表演资料，如后世戏曲表演中的所谓“唱、作、念、打”以及角色行当等，无不继承南戏传统，其他如副末开场、人作道具等，亦被保存了下来，至今尚在永嘉昆剧中运用。

本书正是在上述田野调查所获的基础上撰写的，所凭借的资料，均经过作者详尽考证，必须在剧情、曲目、曲词、结构或语言、曲调、音乐等方面，与宋元古本戏文有相同或相近者，以显示其因袭传承关系，否则一律不用。因而其文献价值罕可匹比，殊为珍贵，在眼下人们深感南戏研究资料奇缺、很难突破前人规范的困惑下，本书颇有另辟蹊径、别开洞天的示范价值。

三、挑战悬而未决，提出独到见解

本书敢于面对争议，就南戏研究长期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进行充分详尽的论证，丰富了南戏学术研究成果，推进南戏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些问题主要有：南戏的发源地问题；有无“温州腔”问题；关于“泉州腔”问题；南戏与目连戏问题；南戏与传奇的断限问题等。

关于南戏的发源地问题。作者认为早有定论，从宋末刘埙《水云村稿》到钱南扬《南戏概论》，均确认温州未见异议。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在福建等地陆续发现一批由泉潮腔、兴化腔移植的南戏剧目，才有个别学者提出南戏同时诞生在包括温州在内的闽浙沿海弓带的“多点论”，但这只能证明其是流行地，而发源地仍然只有一个温州。作者又同时认为，这丝毫没有否认福建等地的重要性，福建至今还保存大批南戏遗存剧目，其在南戏史上的重要性未必在浙江之下。

关于“温州腔”问题。作者认为：徐谓《南词叙录》称南戏“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又说：“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说的就是戏文最初的声腔，即“温州腔”，因为这里所谓“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包括宋人词，都是唱温州方言的。其次，从现存宋代南戏剧本《张协状元》曲牌标明为温州或温州附近民歌的有[东瓯令][台州歌]等、属于温州方言的有“老鼠拖个驮猫儿”、“学你只会吃死饭”等，亦可证明这一点。第三，最早的戏文为温州书会才人所作，又首演出于温州九山湖一带，其唱腔势必为“温州腔”。“温州腔”之名所以失载，亦正如徐谓所说，因“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不屑记载。直至在浙江各地流传开来之后，才逐渐引起注意，如祝允明《重刻中原音韵序》即称其为“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所谓“温浙之调”，实则是“温州腔”到“杭州腔”过渡时期的称呼。不久即称“杭州腔”，沿称至明代未变。

关于“泉潮腔”问题。作者首先确认“泉潮腔”是客观存在的，是南戏流行于福建泉州一带的“泉腔”和广东潮州一带的、“潮腔”的合称，最早见诸明嘉靖丙寅(1566年)  《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至于泉潮腔的来源，则认为其前期当直接受“温州腔”的影响，可从泉腔梨园戏、莆仙戏保存《张协状元》[太子游四门]获知一二，后期则受弋阳腔的影响。盛行当在明嘉靖末或隆万间，闽、广至今保存的大量南戏剧目当属此时期的产物。

关于南戏与目连戏问题。作者认为，目连戏先于南戏，早在北宋就有了，那是宋杂剧，它对南戏的产生当有过影响。南戏产生之后，目连戏即以南戏的形式演出于农村，其剧目内容除目连故事外，还有《岳传》、《观音》、《三国》、《西游》以及梁武帝的戏，这些剧目大多保存在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福建、江苏等全国各地目连戏中。郑本《劝善戏文》仅取其中目连救母故事改编而成，无法代表所有的目连戏。正如张庚先生在《目连戏很有研究价值》中所说，“目连戏”不仅是早期南戏中的一个剧目，而且是个“代名词”，即代表一部分南戏，它比“荆、刘、拜、杀”还要古老，是南戏更古老阶段的东西，是南戏的一个阶段。

关于南戏与传奇的断限问题。作者指出：《浣纱记》的上演，只能标志昆曲从清唱到演剧的转折，而不是传奇创作的开端。传奇创作早在元末明初即已开始，至嘉靖已趋成熟，《浣纱记》只是其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他尚有姚茂良《双忠记》、王济《连环记》等，且比它早。认为南戏与明传奇没有严格的断限，无法断然划界，其主要原因是传奇由南戏发展而来，起始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唯前者较之后者文词典雅些，结构、曲律等更严谨些，大多为文人创作或改编，人们习惯称之为“传奇”，至昆剧兴起后即取南戏而代之，传奇成为一统天下，便无人再提南戏了。

此外，书末附《南戏遗存总目一览表》，收现存宋元戏文存本14种，选本47种；明人改本戏文传本103种，选本38种。合计202种，按宋元戏文、明人改本戏文、明清传奇、昆弋腔、泉潮腔、青阳腔、高腔、乱弹等栏目顺序，填写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遗存剧目，每一个剧目均注明出处或收藏单位，为南戏研究者与普通读者寻找南戏遗存剧目提供方便。这当是全书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