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宏图，先后任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傩戏研究会常务理事。

温籍已故著名戏曲史论家王季思先生对王实甫《西厢记》情有独钟，早在1944年已有《西厢五剧注》在浙江龙泉“龙吟书屋”出版，到了1949年又有《集评校注西厢记》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54年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由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3月版纸型予以重印，印前王先生又对校注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并将所作的关于王实甫的两篇论文作为附录。王先生堪称是近代校注《西厢记》的开山者。王老注本《西厢记》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采用训诂考证的方法笺注《西厢记》，深入浅出，丰富了原著。例如第二本“楔子”【端正好】“颩了僧伽帽”的“颩”字注，先引明郭勋辑《雍熙乐府》录本闵遇五注“颩，音丢，义同”解作“丢”。接着又引明范寅《越谚》“颩，巴牧切，犹南方人之言甩”解作“甩”。再引《紫云亭》、《三夺槊》、《虎头牌》、《《梧桐雨》》、《魔合罗》等元杂剧相关例句予以证实，令人信服。二是笺注结合研究，敢于提出疑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例如他在注释过程中，发现他的老师陈中凡在《江海学刊》1961年2月号与1961年4月30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的《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年代及其作者》及《再谈西厢记的作者问题》两篇论文中，均认为现存的《西厢记》不是王实甫写的，而是元人后期集体创作。对此，王季思先生先后写了《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及《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61年3月29日《文汇报》及1961年7月9日《光明日报》，并一起收入他的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校注本附录中，以详尽确凿的证据，否定了陈先生的说法，进一步确定王实甫的作者地位，受到学术界的肯定。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精神又启发了他的高足徐朔方先生，徐先生读了他的《西厢记》校注本后，对他《西厢记》作于元代的说法提出疑议，写了《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一文，收入《徐朔方说戏曲》一书，同样以详尽确凿的证据否定了王先生的说法，受到学界的首肯。徐先生在此文的《后记》中颇有感触，并一往情深地告慰逝去的恩师说：“王季思老师逝世已久，我虽还视息人间，但也垂垂老矣。王老师生前对我奖掖有加，而这篇文章不得不一再批评他的《西厢记》作者的时代说。这也许可以说是学习他对业师陈中凡先生的批评。现在虽然已经不可能向他请教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如同他生前一样包容广大，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忤逆。”可见，优良的学风与精神是会代代相传的。

《西厢记》演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山西省永济县普救寺，自然就成了王先生最感兴趣的向往之处了，然而一直没机会访寻。直至1986年秋天，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在山西临汾市召开，主持者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黄竹三是他的中山大学的高足，他自然就成了大会的首邀代表了，时年正好80岁高龄。更令他惊喜是，会间他还与明刊本《西厢记》研究的首席专家蒋星煜先生不期而遇，蒋先生是该所的唯一顾问，自然也在首约之列，时年66岁。这对西厢记研究来说，无疑是珠联璧合。当时学校穷，整个山西师大只有一辆小轿车，黄竹三下令，归王与夫人姜海燕及蒋先生三人坐。他们除了会议安排的参观洪洞县苏三监狱、关帝庙、鹳雀楼外，迫不急待要去的自然是普救寺了，因为他俩为研究《西厢记》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对当年张生与莺莺发生罗曼史的名山古刹是有特殊感情的。会议作出特殊安排，以实现他俩的愿望。令人遗憾的是，整个普救寺只剩下巍然一座莺莺塔，其余的殿宇楼阁均在历代的战乱或地震中化为一片废墟。直至他们看了永济县委修复普救寺的蓝图与模型之后，才知道这座昔日曾经“神房花木深”的绮旎风光的古刹两年后将重现，于是欣慰之情终于取代了刚才的惆怅。

从普救寺回到永济县委招待所，县委的同志盛情请他俩留下墨迹。才思敏捷的王老或许在参观过程中早已诗兴大发，此刻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题有《普救寺偶题》两首七绝云：

白马将军义薄云，书生笔阵扫千军。

中条山色黄河水，长与莺娘驻好春。 

青年心事慕崔张，曾继三王注乐章。

老去尚余绮思在，自携海燕过西厢。 

前一首写的是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赖张生写信给友人白马将军杜确领兵解围才得以平息，诗人感叹这里原来有好山好水，才如此长久给莺莺带来美好的春天。其中“莺娘”二字，出自《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红娘请宴”张生唱：“为甚俺莺娘心下十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后一首是诗人对自己何以喜爱《西厢记》作了一番回忆。称自己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羡慕崔莺莺与张生的真挚爱情，故继“三王”之后重注这部名部。如今虽已是八旬之翁，却依然有一颗年轻的心，因而才偕同太太姜海燕来游这座因《西厢记》而闻名于世的古寺，重温一下这个美妙绝伦的爱情故事。其中“三王”是指明代注释或题评《西厢记》的王世贞、王骥德、王思任三人。但是蒋星煜先生对此有异议，他认为《西厢记》与性王的人关系特别密切，宋代王銍考证过《会真记》(《西厢记》的前身)的背景与人物原型，元代王实甫写成杂剧，明代先有王世贞为之题评，后有王骥德的全面校注，明末有王思任为汤显祖、李卓吾、徐文长三先生的合评本写了序，辛亥革命以后流行最广的注释本又是王季思先生的手笔，可见除王季思先生之外，已有五王，可能王老没有把王銍和王思任计算在内。按蒋先生这种讲法，王老所谓“三王”是指王实甫、王世贞、王骥德。这时，王老看着自己写在小纸片的这两首诗，正要提笔写时，突然发现自己的手颤抖了起来，怎么也不听使唤，他对蒋先生说：“手抖得很。劳你的驾，代我写一写。”蒋先生笑着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只好写了。”说毕，写下“王季思诗，蒋星煜书”一行清秀的毛笔字。

如今，这座闻名中外的古刹早已修复，座落在永济市蒲州镇西厢村的塬上，远远望去，殿宇楼阁，廊榭佛塔，依塬托势，逐级升高，给人以雄浑庄严、挺拔俊逸之感。寺内建有张生借宿的“西轩”，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马解围之后张生移居的“书斋院”等一系列与《西厢记》故事密切相关的建筑，引人浮想联翩。只可惜王季思先生早已作古，再也无法旧地重游而留下新的诗篇了。而蒋星煜先生尚健在，今年94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我电话采访了他，他饶有兴趣的给我讲了以上他当年与王老夫妇同游这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