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成行，原永嘉县政协秘书长。

瓦当在我国很常见。从西周出现半弧形筒瓦头瓦当开始，各朝代直至民国，不断涌现不同形制的瓦当。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陆续发现一批印制有戏曲人物、传奇故事的瓦当。这些瓦当除部分从明清古建筑遗址挖掘而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瓦当至今还悬挂在当地偏僻地区的旧民居及宗祠、庙宇、戏台、路亭等晚清建筑物的檐头。

此前，温州瓦当从两晋隋唐到北宋年间，—直是沿袭中原一带瓦当的传统形制和纹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瓦当文化。此后，随着南戏的兴起，温州的戏曲瓦当逐渐成形。但由于人们对古代瓦当艺术进行的研究多局限于瓦当鼎盛期即战国或秦汉时期，对此后温州乡土建筑史上的明清时期瓦当，少有关注。

而温州瓦当和戏曲的紧密关联，更是少有人研究。事实上，温州戏曲瓦当的发现，正有力地论证了温州是南戏的起源地。

温州瓦当的发展

文化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息息相关。因而，文化带有鲜明的、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建筑也体现着时空的文化印迹。

温州瓦当也不例外。在温州瓦当的发展史上，也是以遮蔽屋檐为初始目的的。但是由于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多雨水，与我国北方、中原气候不一样，加上北方、中原一带的筒瓦头瓦当在汉后变小且过度注重装饰功能，无法适应温州地区建筑防风挡雨的需要。

因此，温州瓦当在传承我国北方、中原一带筒瓦头瓦当千余年后，根据本区域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等条件，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形大、幅宽、框方”的花檐瓦当。“形大、幅宽、框方”，能左右密排，上下紧扣，严丝合缝，风雨难进。温州瓦当形制上的大胆改革，适应了温州多雨水、多季风的气候环境，使“型大、幅宽、框方”的温州图纹花檐瓦当在宋、元时期流行了250年。

瓦当装饰，不仅仅是为了装饰门面，重要的是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处理。这是温州区域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促成温州瓦当进行的一次形制上的改进和创新，使得温州瓦当在形制上具有自己的特色。

为南戏起源地写下定论

南戏，是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我国南方兴起的戏曲剧种，也是我国戏剧最早成熟的形式之一，奠定了中国民族戏曲艺术体系的基本格局。南戏有多种异名，如称之为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曲戏文等名称，明清时亦称为传奇。

南戏从温州形成并广为流布，盛行全国。正如南戏专家沈沉在《温州昆剧溯旧》中所说“即使是刚学会看牛的牧童，也能够就地用树叶编成一只空碗顶在头上，唱一段《赵五娘吃糟糠》”，可见南戏在温州影响之深远和民众对瓦当的喜爱程度。

温州瓦当就带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区域特色，把“戏曲人物、传奇故事”作为纹饰，表达在瓦当上。由此，戏曲瓦当应运而生。此后500余年，温州戏曲瓦当以南戏及后来“永昆”“瓯剧”“和剧”等地方戏为纹饰题材，历明、清至民国，盛行不衰。

温州瓦当纹饰戏曲化现象是在型大、幅宽、框方图纹花檐的基础上，以“戏曲人物、传奇故事”纹饰取代传统的“画像、图案、文字”图形。可见，戏曲瓦当的形成和出现，也是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及其发展趋势所形成的。

而与温州近在咫尺的皖南、闽北，乃至本省的台州等地不乏精致的大宅，却并没有戏曲瓦当的身影。

此前，温州作为南戏的发源地在学术界仍有争议，焦点便是没有古制物证。中国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史》中说：“永嘉为南戏的发源地，自当有宋元遗范。”说出了这一困扰学术界的核心问题。而温州瓦当，为温州作为南戏故乡的研究开启了新天地。

戏曲瓦当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和历史文物出现在世人面前，不仅填补了南戏研究的物证空白，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物证。正如著名戏曲文献、史论专家孙崇涛教授所说：“戏曲瓦当对南戏策源地温州的戏曲历史乃至中华戏曲历史的研究，极具创新和建设的意义。对拓宽戏曲学术领域，堪称蹊径独辟。”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这样评价温州戏曲瓦当：“方寸咫尺之间，建筑文化遗篇。瓦当勾头图案，戏曲人生万千。”

“空前绝后”的温州瓦当

如果说，西汉时期文字瓦当的出现，是瓦当纹饰发展的—次变革，是瓦当艺术发展的一次辉煌；那么，温州戏曲瓦当的出现，是对传统瓦当从形制到纹饰内容的一次全面革故鼎新，是瓦当艺术的又一次辉煌。如果说，温州图纹花檐瓦当以其“形大、幅宽、框方”造型为特色，跳出了千余年传统瓦当的造型和制作方法；那么，戏曲瓦当则跳出了2000余年传统瓦当的纹饰框框，以戏曲人物、传奇故事为题材取代传统的“篆隶文字、祥禽瑞兽、花卉翎毛、草木虫鱼”等纹饰内容，是从思想到实践上的一次大跨越。

温州瓦当纹饰戏曲化现象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我国瓦当文化史上，独树一帜。但它的传承、创新、升华过程也说明，它是我国瓦当文化长河中的一条支脉，同一切文化现象一样，既有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又有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随着建筑材料和技术的进步，现在除仿古建筑外，温州瓦当不再制作、生产和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戏曲瓦当的成熟又堪称空前绝后。